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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见
2014年5月4日  作者:柴静 浏览次数:2120 【字号:
第一章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
     二○○○年,我接到一个电话。“我是陈虻。”
    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,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。
     “谁?”
     “我,陈虻……没给你讲过课?”
     “你哪个单位的?”
     “嘎……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,找你合作个节目。”
    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。
     我打量他,中长头发,旧皮夹克耷拉着,倒不太像个领导。他翘着二郎腿,我也翘着。
    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:“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?”
     哟,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?
     我二十三四岁,不知天高地厚得很:“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,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。”
     “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。”
     “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。”
     他都气笑了:“你再说一遍?”
     “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。”
     ……
     “如果你来做新闻,你关心什么?”他开了口。
     “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。”
    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:“你来吧。”
     “我不去。”
     我有我的节目,湖南卫视的“新青年”,人物采访,很自在,又用不着签约,我住在北京,每月去一趟,录完拿现金。“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。”
     他也不生气,把烟头按灭了,站起身:“这样,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。”
     年会上来就发奖,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。
     这十位,长得真是……头一位叫孙杰,歪着膀子上了台,手里拿一卷卫生纸,发表获奖感言:“感冒了,没准备,写在这纸上了,我讲几个原则啊……”讲完把纸一撕,擤擤鼻涕下台。
     当时正是评论部拆分的阶段,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改编配音的《分家在十月》:“运动啦,七八年就来一次……兄弟们,抢钱抢女编导,一次性纸杯子也要,手纸也要……”领导们坐第一排,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。
     “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,气恨地说:'《痛并快乐着》,这书只配用来垫脚。'……”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,现钱全部被撒向空中,大家哈哈大笑。其中一百块红艳艳,飘啊飘,飘到了我手里。
     嘿,这个地方好。
    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,让我在上面签个字:“你就算进中央台了。”我狐疑地看了一眼。这连个合同都不是,也没有记者证,没有工作证,没有工资卡,连个进台证都没有。
     “我们看中了你,这就够了。”
     瞧他的嘴脸。
    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。我边走边打量,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:求实,公正,平等,前卫。前卫……嗯,一个新闻部门,还想前卫?我左看右看。
    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,一边敲打我:“你就是个网球,我是个网球拍,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……”
     哦,这人挺记仇。
     他转过头盯着我:“记住,我都比你高一毫米。”
     切。
     一进门,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,化妆师熟练地一甩,往我身上套了块布:“来,把头发剪了。”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,像个小秃鸭子。“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。”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。
     男同事们坐一圈,似笑不笑地看着我:“去,给我们倒杯水,主持人,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,你也伺候伺候我们。”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,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,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感,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。
     他们跟我开玩笑:“柴静,司长大还是局长大?”
     我真不知道。
    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:“练练她。”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,严肃地看了一下我:“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。”
     这个……
     我倒真敢写,洋洋洒洒。
     写完给他,他真是特别善良,看了一眼,连叹气都没叹,诚恳地说:“你回家休息吧。”
    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“时空连线”,搭档白岩松,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,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当日新闻。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,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,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,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,还是少说少问为妙,免受羞辱。他只说了句:“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。”
    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,声音低沉:“岩松要跟你谈谈。”我一去,一屋子男同志,挺像面试。后来才知道,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,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。
     大家跟我聊,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:“你喜欢谁的音乐?”我好像说的是平克·弗洛伊德。他问:“华人的呢?”“罗大佑。”他没再问什么,只说了一句:“这是条很长的路,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。”
    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。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,我自己联系的嘉宾、医生、生孩子的人、社会学家,约好演播室,化好妆坐进去,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,看了一眼:“有点像小敬一丹。”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:“这就代表认可啦。”
    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,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,就顺利结束了。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,在纸上编完稿子,让同事帮忙剪片子去送审,自己去外地耍了。
     放假回来,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,是在西藏拍的照片,还弄个水瓶,插了些花花草草。
     看办公室人脸色,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。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,只说已经这样了,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。
     陈虻公开在会上批评我:“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,自然生产如何好,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,你深下去没有?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?医生和家属。怎么决定?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。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?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,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?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?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、行业、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,越深,覆盖的人群就越大,你找了几个层面?”
     我越听心底越冰,把结尾一改再改,但已无能为力。
     年底晚会上,同事模仿我,披条披肩,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,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,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,摸着男生的手,细声细气地采访:“你疼吗?真的很疼吗?真的真的很疼吗?”底下哄笑,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。
    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,压力比谁都大,也不能拔苗助长,别人笑我的时候,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。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,他叫我过去,说:“回去把衣服换了。”
    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,我别扭坏了。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,肯定是不行的,按节目的习惯写,我又写不来。一遍又一遍,都过不了关,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,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,是他替我写的。
     每次重录的时候,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,灯光、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,也不问,沉默地隐忍着。录完,我不打车,都是走回去,深一脚浅一脚,满心都是对他们的愧疚。

【编辑: 李力】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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